民营会展企业是市场的“灵活触角”，也是会展业发展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5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再次明确了民营企业的地位，也让公众视野再次聚焦在民企身上。尽管政策的信号已经发出，但民企面临的准入难、回款难、留人难的三座大山却并非短期内能够搬动，法律条文如何从“纸面”落到“地面”，仍是现实痛点。

针对账期拖欠问题，制度要做的不仅是让企业能维权，还要让企业敢维权。“项目做完三年了，尾款还压着，甲方是政府单位，我们敢催吗？催了以后还想不想接活了？”某民营会展公司负责人的无奈戳中了很多民营企业的痛点，账期拖欠背后，是“甲方强势、乙方敢怒不敢言”的畸形生态。企业怕得罪“金主爸爸”，只能忍气吞声；即便有投诉平台，企业也担心“告了甲方，以后别想混了”。何况，当前法律虽规定了不得拖欠民营企业账款，但是如何落实，谁来监管，如果拖欠了又该面临什么样的处罚，这些都还需要出台更多细节加以规范。更重要的一点是，要确保这些通过维权要来欠款的企业不会被打击报复，不会从此无业务可做。因此，匿名投诉通道以及职能部门针对甲方企业的欠款主动清理工作也应及时提上日程。

而准入壁垒更像是一道“隐形门槛”，很多政府项目招投标过程中的区别对待就像父母对待亲生孩子和别人家孩子一样，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我们在采访中得知，政府项目招投标中，民企往往面临“三重隐形门槛”：

一是政策“加分项”难落地：某地政策规定“民营企业参与会展项目可加5分”，但实际操作中，招标文件对“加分项”含糊其辞，评分时“可加可不加”，民企优势荡然无存。

二是“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某会展项目招标中，民企方案更优、报价更低，但甲方以“国企有资源整合优势”为由，将项目授予国企。类似案例中，民企即便实力碾压，也难逃“陪跑”命运。

三是资源背书差距：国企背靠政府信用，能轻松获得场地、宣传等资源倾斜；民企则需“自掏腰包”，成本高企，竞争力天然不足。

要打破这种局面，只能由政府部门率先做出表率，让招投标更公开透明，让各方凭真实力说话，而不是靠着身份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成都某会展项目招标中，评委仅凭技术方案、报价等“硬指标”打分，企业名称、所有制性质一律隐去。若多家企业得分相同，则通过抽签决定中标者。某民企通过盲评中标后，甲方坦言：“没想到是民企，但方案确实无可挑剔。”

这种区别对待，不仅体现在项目准入上，涉及其他利益分配的方面同样存在着“内外有别”“厚此薄彼”，比如会展业奖励资金的申请。如今很多城市都有会展业专项发展资金，但是很多民营企业主办的项目即便符合标准也很难拿到资金。有的企业是因为缺乏信息渠道，不知道如何申报甚至不知道有这笔资金，而有的企业即便申报了也必须要通过有官方背景的机构作为中间人“过一手”才能拿到资金，而“过一手”的代价则是被抽走部分资金甚至被侵吞全部资金。这种利益链如果不斩破，民营会展企业很难获得公平的发展环境。

留人用人是民企的另一大痛点。相比较国企的编制和薪资优势，民企既无国企的“铁饭碗”，又难给高薪，只能眼睁睁看着人才流失。即便是民营企业“出血”开出更高的薪水，仍有很多就业者倾向于选择带编制和更多福利及光环的国企，一位民营企业负责人在接受本刊记者时就表示，北京的国企凭借着解决落户的福利就可以用比民营企业更少的经济成本使用高学历人才。

在这方面，民营企业固然需要自立自强，不断完善薪资待遇和福利体系，给员工更多成就感和获得感。但是，考虑到民营企业多为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社会和政府层面也应给民营企业的用人、留人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比如对民营企业的员工落户适当放宽条件，给予一定的社保减免等，让民营企业在用工市场的竞争力有所提升。同时，针对近年来出现的碰瓷式维权的员工，司法部门应酌情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出现一个无良员工拖垮一家企业的情况出现。

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禁止拖欠账款、歧视性准入，但法律不能只是“纸老虎”。要让企业敢用、会用、好用，还需配套“组合拳”。民营会展企业的困境，本质是“市场规则不透明、法治保障不到位”的缩影。破解之道，既需政府“刀刃向内”改革，更需企业“敢较真、善维权”。当投诉平台能真正保护企业隐私，当法律条文能变成“真金白银”，当准入机制能做到“一碗水端平”，民营会展企业才能轻装上阵，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民营经济促进法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唯有让法律“长出牙齿”，让制度“温暖人心”，才能让民营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如鱼得水”，在创新发展中“展翅高飞”。